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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柳青扎根皇甫村的14年
    发表时间:2018-06-04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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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强晓玲、刘书云

     

      又是一年清明。刘田民早早来到这座小而安静的墓园,拔去荒草,清扫院子,整理祭奠的鲜花,再拂去墓碑上的黄土。

      刘田民为他“柳青伯”守墓已近20年。柳墓,在西安城南不到20公里的神禾原上,不远处,就是十里蛤蟆滩,“八水绕长安”的滈河水从这里缓缓西流。

      1952年5月,《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刘蕰华(柳青)离开北京,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西安市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在古庙里一住就是14个春秋,直到1966年被迫离开。

      在皇甫村,曾经西裤洋装的柳青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人这样描述:“和关中农民一样,他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穿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白天,他在地头体会农民耕锄,晚上他叼着农民的旱烟锅开会聊天……在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

      1960年初冬,著名词作家田汉到皇甫村探望柳青。站在神禾原上远眺苍茫的终南山,行行大雁从上空掠过,田汉即兴吟道:“大雁落脚神禾原,误把皇甫当江南。”一旁农民模样的柳青呵呵地笑了。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为一个单元”……柳青这样说,也这样做。

      在皇甫村,他体察农民的疾苦,倾听农民的心声,参与了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全过程。他以笔为犁铧,倾尽毕生精力,通过梁生宝、梁三、郭振山等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打磨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创业史》,展现出一幅新中国农民的生活画卷。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情地谈到了柳青,赞扬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精神。他说,“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这句朴素的语言至今广为流传,并在作家路遥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路遥称柳青是自己的“文学教父”,写作中遇到难题,他便情不自禁来到皇甫村,在柳青墓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作家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时,案头总是要放一本《创业史》。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好作品的必由之路。”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认为新形势下,“柳青精神”凸显别样的光芒。

     

      渴望到农村,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1952年,柳青结识了妻子马葳,柳青的要求就是离开大城市,跟他一起下乡,做终身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

      “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就会一事无成!”刘可风至今记着父亲说这句话时送给她的一块碎弹片,那是1951年柳青访问苏联时得到的一块二战遗物。

      在柳青生命的最后9年,作为长女的刘可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有什么话都会跟女儿说。2016年是柳青诞辰100周年,刘可风在父亲去世近40年后完成了《柳青传》。她说,父亲在晚年常说,“一个社会必须有一批品质高尚、富有个人牺牲精神的人去带领大家,这个社会才能得到发展,才能维持下去。”

      柳青出生在陕北吴堡县,上学时就自学了英语和俄语。他读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更尝试翻译国外名著。立志成为翻译家的柳青,在陕甘宁边区走上革命文学道路,抗战时期创作了一系列文艺作品。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柳青主动到米脂县一个乡里担任文书,工作繁重、生活艰苦。米脂三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种谷记》。叶圣陶曾对巴金说,“柳青的《种谷记》就像一列没有车头的漂亮列车。”巴金认为,“《种谷记》尽管有许多缺点,但不模仿任何人,这个作家最有希望。”也是从这时开始,柳青越来越认识到,“作家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3月,柳青受邀到即将创刊的《中国青年报》担任编委、文艺部主任。9月出访苏联时,柳青被托尔斯泰顽强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打动,被“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的创作理念所启发,被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里史诗般的文字所感染。这些,坚定了柳青从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想法。

      和朋友、作家马加在黑海边散步,柳青说,“后半生想写两部作品,一部反映即将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部是写刚刚过去的战争。”马加说,“趁现在还跑得动,先写即将开始的新时代吧。”

      “我就是这样想,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他要用文学记录新中国的山乡巨变。

      1952年,柳青结识了妻子马葳,柳青的要求就是离开大城市,跟他一起下乡,做终身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城市姑娘马葳同意了,与柳青结为夫妇,两人一起到了长安县。

     

      扎根皇甫村,成了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

      农村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跟上群众,挤在里面;大人小孩动手骂仗,他凑上去看着,听着;每逢集日,他摘了眼镜,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

      组织上安排柳青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当时柳青的行政级别是九级,而县委副书记只是十六级。

      在不长的时间里,柳青走访了许多村庄。有人推荐他去两个工作先进点,但柳青有自己的思考,“我要参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先进点不适合我。”

      1953年农业合作化在农村全面开展起来,农民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疑惑中有期待。在这样的季节,柳青来到了皇甫村,被年轻党员王家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所领导的互助组深深吸引。

      那时已身患哮喘病的柳青,天天拄着棍子,踏雪涉水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做思想教育工作。给党团员、村干部开会授课,讲互助合作的好处,讲农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描述未来农村的美好生活……柳青讲得生动有趣,大家听着带劲。中途有人上茅房,都会小跑,生怕少听了几句……听课的人多了,参与互助组的人也多了。

      后来,辞去县委副书记只保留常委一职的柳青,为了不打扰老乡,又能长久生活,选择了皇甫村半坡上一座被乡里人称为“中宫寺”的破庙。经组织同意,他用稿费修缮了中宫寺,在崖下打了一孔窑洞。

      1955年,柳青一家搬到这里。一张方桌,一把条凳,《创业史》就是在那孔窑洞中创作出来的。

      在皇甫村,柳青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和村里的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农村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跟上群众,挤在里面;大人小孩动手骂仗,他凑上去看着,听着;每逢集日,他摘了眼镜,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一路上,村里刚发生的事情、邻村的历史、本村的轶事,他收集了不少。

      为了熟悉集市上农民的粮食和牲口交易情况,他和当地买家一样,在牙家(“经纪人”关中方言)的凉帽里、袖筒里,不动声色地和人家捏指头摸价谈生意。他的装束以及对市场行情的了解,“蒙蔽”了许多生意人。这些市场上摸来的情况也都成了柳青书中的故事。

      在《创业史》中,梁生宝领着互助组员进山割竹子的那一幕,写得动人心弦。但谁知道,因为一直没有进山的经历,柳青一再跟催书稿的编辑要求再等等,直到他拄着棍子、背着干粮,亲自走了一趟终南山,完成章节的修改后,才肯把书稿交给编辑。

      路遥曾在文章中谈及柳青,“《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指柳青),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柳青曾对刘可风说,“深入生活是艺术规律决定的,作品缺乏生活气息就不吸引人。作者需要极端熟悉人物,不是一般的熟悉。”

      为了文学创作,柳青完全沉浸在了皇甫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一次,柳青骑自行车从村里回县上开会,刚到县委门口,就被看门人挡住,“你寻谁?有啥事?”这一幕正好被认识柳青的干部看见,“这是咱柳书记。”看门人尴尬地看着这个庄稼人模样的“书记”,“不要紧不要紧,不认识嘛!”柳青笑着安慰他。

      直到柳青离开皇甫村,很多村民还不知道他是个大作家。

     

      站在农民的立场,替他们着想,为他们代言

      “假如我死了,你们一定想办法把我拉回皇甫,埋在神禾原上。有办法了,给我买个枋;没办法了,就用我盖的这条被子把我卷了埋了”

      73岁的刘田民是《创业史》里唯一健在的原型。如今,说起他“柳青伯”“马葳姨”,满头白发的刘田民老人眼圈泛红。

      《创业史》中“没了女人的可怜人高增福”常常把独生儿子“才娃”夹在胳肢窝里去开会,高增福原型就是刘田民的父亲刘远峰,才娃就是刘田民。柳青1952年来到皇甫村时,刘田民不到6岁。

      那时,刘远峰是互助组组长,总和王家斌一起找柳青讨论工作。柳青总叮咛马葳多关照4岁就没了妈的小田民。刘田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次自己头上长了疮,从北京开会回来的柳青都不忘给他买“黄水疮膏”,“俺柳青伯,人好得很。”

      那时在皇甫村,柳青的家就是干部们的“会议室”,柳青自己不仅是“百事问”,更是“百事管”。干部们工作中遇到难处,就聚到那里找柳青给出主意,支部大会常常就在那里开;庄稼人遇到愁心事,总爱蹲着跟柳青掏心地谈上一阵;甚至家庭纠纷、小孩生病,也来找柳青评公道、寻药方,甚至借钱救急……皇甫村人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皇甫村人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

      1955年,王家斌参加省上举办的水稻种植座谈会,会上推荐一种日本粳稻,优点实在诱人。会后,王家斌设法获得了稻种。然而,育种插秧后,长势并不理想,他急了,来找柳青。

      “这是谁的主意?换品种要先试验,一下都种了,瞎了,社员吃啥?”柳青听了心里更急,赶紧从县里请来技术人员解决问题。那段时间,柳青几乎天天要去田里查看,发现问题就及时与技术人员解决。妻子马葳常常和他一起去稻田,水田蛇多,马葳怕蛇,柳青就拿根棍子在前面开路。

      由于柳青的精心,那一年日本粳稻种植大获成功,皇甫村获得了大丰收。

      在皇甫村,他看到滈河北岸的农民到对岸的稻田劳动很不方便,便号召组织在滈河上建桥,连通南北;他看到村民挑肥上原、挑粮下原十分辛苦,建议在离村较远的北原建立生产点,大大节省劳力、畜力;他看到生活好起来的村民要建新房,就建议搬出河滩集中居住,便于管理,节约占地,几年后,居民点绿树成荫;他看到有些村庄,多年流传一种“粗脖子病”,就了解情况寻找病因,得知是吃的水有问题时,就倡议大家打深井。打井那一夜,他彻夜未眠。

      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顺利出版,出版社给柳青寄来16065元稿费,他一分不留,捐给了王曲公社,并要求不要宣扬。公社负责人劝他给自己留点,“你一大家子八九口人,生活并不宽裕。”柳青说,“社员都把自己的余粮缴给国家,我也是社员,为啥我不能缴?”依照柳青的意愿,公社用这笔钱建了农械厂,后来农械厂的房子又划拨给了王曲卫生院。

      在皇甫村,柳青除去创作《创业史》第一部和第二部,还写作了一些关于农业生产的建议文章,如《耕蓄饲养管理三字经》等。1972年,柳青在《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中,建议陕北要改变“以粮为纲”,根据具体条件改为“苹果产区”。这极具超前性的建议,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来回折腾后,成为了今天生动的现实。如今,以洛川苹果为代表的陕北苹果,已畅销全国走向世界。

      扎根皇甫村的14年里,柳青始终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替他们着想,为他们代言。《创业史》中梁生宝原型王家斌的父亲总问儿子,“那老汉不吃咱的,不喝咱的,他图个啥?他愣拼命都是为咱的光景过好。好人呀!”

      离开皇甫村多年后,严重哮喘病恶化为肺心病的柳青,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乡说:“假如我死了,你们一定想办法把我拉回皇甫,埋在神禾原上。有办法了,给我买个枋;没办法了,就用我盖的这条被子把我卷了埋了。”

      1978年6月13日,62岁的柳青留下一部未竟的不朽之作《创业史》病逝。1982年,贺敬之来皇甫村为柳青扫墓后赋诗:“床前墓前恍若梦,家斌泪眼指影踪;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

      从1978年到2000年,刘田民的父亲刘远峰一直照管着柳青的墓地。弥留之际的王家斌给刘田民交代,“你爸将来身体不行了,你要守好你柳青伯的墓。”两天后,在柳青去世12年后的同月同日,1990年6年13日,王家斌也跟随柳青而去。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60年为一个单元”

      “作家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的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柳青扎根乡村14年,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树立了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标高极限,这是今天文学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长期研究柳青的西安翻译学院文学院院长吴进教授接受采访时说。

      “柳青骨子里很现代,他懂外语,阅读量大,虽身在农村,目光却没有局限,文学的大视野,学识上的多吸收多储备,保证了《创业史》的高水平。”吴进介绍,柳青总说,“既然决心走文学创作这条路,那就豁出命来搞,否则,还不如到文化单位做点实际工作……文学事业是终生的事业,是愚人的事业,60年一个单元,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

      《创业史》第一部的写作用了6年时间,四易其稿,付出的艰辛难以想象。1956年完成第二稿时,柳青认为没有“写出人物的感觉”,在困惑中一度搁笔许久。

      柳青说过,“当我开始工作时,我书中的那些人物就都在眼前活动起来,像放电影,也像演皮影戏,别人一来,我的思路马上就乱了。哪怕耽误几分钟,要这些人物再活跃起来,就很不容易了。”家人和熟知的村民都知道,“这个时候,可不敢去打搅。”

      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很多媒体都要求采访柳青,特别是对他这种体验生活的写作方式很感兴趣。当时“中央新影”去皇甫村,想要拍摄一组柳青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画面,被柳青拒绝。他说,“实事求是地讲,我只是去体验农民生活,我没有参与田间劳动,这不真实。”同时固执定下了“三不”政策——不接受采访、不拍照、不作经验介绍。“他想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的感觉。”吴进说,“对于研究者,研究柳青相对困难,因为他个人留下的文字史料非常少。”

      柳青说,“要想塑造英雄,就先塑造自己”“作家在展现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

      “搞文艺就不要羡慕官场。”刘可风说,父亲多次跟自己提及延安时期,哲学家艾思奇曾对他说,“年轻人,要搞文学,就要正直,不能搞小圈子。要搞事业,必须一心一意才能做出成绩。”这些话柳青一生都铭记在心。 

      柳青一生淡泊名利和金钱,他在1956年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一封信中谈到,“你们知道我从未算过稿费的账,多了,少了,各种算法我都不管它……作家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的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文革”开始后,柳青被迫离开皇甫村,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妻子自杀更是带给他深重的心理创伤。一次创作会上,他说,“很难进入写作的状态,每天淹没在车水马龙里,没有了皇甫村的牛哞马叫,没有了水田稻地、蛤蟆滩的蛙声,进不了梁生宝、梁三的生活氛围,咋写?”

      1978年,柳青去世前还在坚持写作。他修改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前十四章,重写了一些章节,“计划四部的《创业史》只写了两部。”第二部是出版社以柳青的遗稿加以整理校订出版的。

      “我的书,看来是写不完了……”刘可风永远忘不掉父亲生前说的那句话。

      扫墓的人们默默离开了,刘田民在柳青的墓碑前又站了许久,才走出墓园。远处苍茫的终南山下,滈河水波光闪闪,当年的“中宫寺”已无处可寻,柳青笔下倾尽心血描绘的这片富饶美丽的神禾原上,麦苗在晨阳中散发出生命的光芒,洒满了整个蛤蟆滩。

      (责任编辑:武淳)

    网站编辑:唐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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