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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福贵:鲁迅离我们有多远
    发表时间:2017-11-27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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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人:张福贵 演讲地点:维也纳大学 讲座时间:二〇一七年七月

     

      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摘自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鲁迅究竟与我们有多远,鲁迅究竟与我们有多近?”要理解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阅读鲁迅,然后阅读我们的时代。然后你会发现,鲁迅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与未来。

      在众多的现当代文学作家研究中,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鲁迅那样,研究者对其思想和精神的倾心投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学”已经变成了“学鲁迅”。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是读不懂鲁迅的。鲁迅的本质精神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只有读懂了鲁迅才能理解中国社会,而只有理解了中国社会才能读懂鲁迅。鲁迅与中国就是这样一种解不开的纠葛,并已经成为中国世纪性的话题。因为鲁迅是属于我们民族历史和时代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但是在其后漫长的时间里,鲁迅仍然无处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我们要真正地接近鲁迅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思想进入了一个文化反思的时代。在儒学复兴潮流中,整个社会文化出现了一些“清算”文化激进主义、质疑和否定五四新文化而强烈向后看的倾向。其实,从不断泛起的传统回归运动来看,现代性在中国先天不足而又后天失调。这一境遇决定了其不是当代社会政治的真正的异己思想,而用新儒学代替或遮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暗流才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最大问题。因为在保守传统和本土优势的价值判断下,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学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本质性的差异。

      早期鲁迅以“取今复古”的美好愿望,开始寻求自己文化选择的最佳方向,而后则义无反顾地确定在“彻底反传统”的不懈努力上。从人们所熟知的他对“《三坟》《五典》”的全部否定、从他“不读中国书”至深至真的慨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对于旧传统的摧枯拉朽的批判力量,这是一种具体的否定。

      同时也应该看到,鲁迅对于封建传统文化的否定虽说表现为宏观上的整体否定,或者说是一种“意义”和价值体系的否定,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其对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批判既可以做新文化建设的目的论来理解,也可以做新文化建设的方法论来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我自己在内,更多的是作为目的论来理解的,从而对其进行了过度阐释或者过度批判。

      当把鲁迅“彻底反传统”的主张作为文化建设的方法论来理解时,就会从中看到,鲁迅和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有意通过“彻底反传统”的方法,从而达到“批判地继承”的目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这可能更接近鲁迅文化批判的实际效果和历史价值。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传统保守主义对鲁迅文化观的批判,还是传统反叛主义对于鲁迅文化观的弘扬,都可能是单一逻辑式的批判,未能真正接近鲁迅文化观和文化批判实践的本质。所以说,对于鲁迅思想的文化上的远离,既包含对于鲁迅文化观的整体肯定的一面,也包含整体否定的一面。二者的相似之处就是对于鲁迅文化批判实践价值和当代启示的忽略。

      2010年前后,鲁迅作品从中学语文教材中减少成为热议事件。庆幸的是新版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又保留了相当的数量。过去,中学生大多对鲁迅是敬畏而疏远的。对于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不能过多地从学生方面去寻找原因,因为当多数人都对某一现象有相似的感受时,其根源那就一定在现象本身。我们应该进一步从文章选篇的选择标准进行思考和判断中学生与鲁迅疏离的现象。过去课本选文过多专注于从“战士”风格的角度来选择鲁迅的文章,而将无比丰富的鲁迅变成了单一性格的鲁迅,从而造成了学生们对于鲁迅其人其文的“远离”。

      鲁迅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高原,从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比例和历史来看,是任何一位作家都难以比拟的。根据北京鲁迅博物馆葛涛先生统计,从1913年到2012年的100年间,中国各类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共计31030篇,出版相关研究著作1716部。其中,1979年到1989年十年间中国大陆共发表鲁迅研究文章7866篇,比1913年到1979年66年间总和的7421篇文章还多400多篇。这个黄金时期的出现不只是因为研究成果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思想质量和学术含量的提高。出现高峰之后必然是低谷,学术积累的深厚,研究的精细化和充分性,导致未来研究空间的减小,进而使研究的难度加大。

      吉林大学一直是中国鲁迅研究的重镇,从20世纪50年代废名先生开始,先后有9位老师讲过《鲁迅研究》课程,有十几篇研究生学位论文题目与鲁迅相关。但是,近几年研究生论文中鲁迅研究的选题明显减少,而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以及期刊研究明显增多。这不单单是吉林大学的一种学术倾向,因为学术逻辑的作用具有普遍性,而当代学术研究的快捷化,也使鲁迅成为相对寂寞的高原地带。

      鲁迅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是人格的真诚,最主要的挑战是批判虚伪。我曾经说过,封建传统道德需要虚伪同时也制造虚伪。鲁迅在《立论》中表达的正是这种人生哲学,读后令人生出无限的感慨,可以感受到鲁迅不只是一位横眉冷对的战士,还是一位性情坦荡的君子。鲁迅一生批判和挑战的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中国的一种旧有的文化传统,一种不良的民族根性,一种冷漠的社会状态。通过鲁迅,我们发现中国千百年来封建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于“人”的不尊重。鲁迅的真诚与真实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思想个性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考内容。

      人们都认为鲁迅性格的本质是挑战强者并反抗,但是我们很少能细想为什么鲁迅能至死坚守这一性格?归根结底,就是鲁迅的思想性格和道德人格所致。任何性格特征大多源自于人格特征,鲁迅一生矢志于对虚伪道德人格的批判,其批判的实质是造成虚伪道德人格的封建传统文化的系统功能。鲁迅是与整个旧社会和旧习惯相对抗的,也因此而最终不容于环境。谎言是一种人为编织的虚假事实与荒诞逻辑,而最终会被现实存在或另一个谎言本身所戳穿,从而加大做人的成本和社会的不信任感。当虚伪成为一种民族习性和社会人格时,必然导致深重的文化灾难和社会危机。鲁迅批判虚伪和谎言正是为了挽救这种民族的精神危机,这就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呼唤“救救孩子”的最终目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都不能缺少基本的信任。因此,鲁迅对于虚伪的批判具有超越性的经典价值。

     

      看清“大鲁迅”“小鲁迅”

      那么,鲁迅究竟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应该怎样走近鲁迅?而要走近鲁迅,我以为首先要有看清哪个是“大鲁迅”,哪个是“小鲁迅”。

      鲁迅自己曾说过,要写一个论敌如何攻击自己的《围剿十年》。几十年来,在经历了“神化鲁迅”之后,人们从文学价值、心理性格、道德人格、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诸方面对鲁迅的价值质疑或者否定,刻画“小鲁迅”的形象。其中最为长久、最为根本的否定是对于鲁迅文化观念和文化实践的否定,人们将其视为文化激进主义的主要代表集中批判。特别是近年来在网络世界里从民间立场上对于鲁迅文化观贬损的言论更加直接,有人甚至称要“打倒鲁迅”“痛扁鲁迅”。虽说这些语言多是情绪化的,但是却表明了一种文化价值取向。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历史,对于鲁迅价值的评价从来没有像近年这样众说纷纭。这本身表明了中国学术思想尺度的变化和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觉醒。研究者大都从鲁迅世界本身入手,努力与鲁迅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个体认证,而各自研究结果的价值取向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鲁迅的伟大与平凡或平庸之间进行选择,分别描绘着“大鲁迅”和“小鲁迅”的形象。对于后者,我们暂且称之为个体化理解,而且是关注负面的个体化理解。这是近年来鲁迅研究中所出现的值得关注的倾向。

      到底应该怎样理解鲁迅的重评?怎样理解鲁迅思想的价值?

      所谓小鲁迅是从个体人格的角度出发,在把鲁迅拉进人间的同时,更多地看到了鲁迅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所可能具有的人性的弱点:尖刻、冷漠甚至是平庸。还原鲁迅,是把鲁迅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进行日常化的研究,其目的是追求鲁迅的生活真实和思想真实,突出其作为“一般人”所具有的“人性的弱点”,包括性格的弱点和人格的弱点。这是对鲁迅研究史的清理,也是对神化了的鲁迅的一种大幅度的有效剥离。就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认识而言,这种个体化理解是对作家个体认识的深化;就研究者来说,这也是一种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而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而言,又是作家研究和历史认识的多元化表现,其产生和存在本身就初步表明了当下中国学术思想环境的良性发展。

      因此,在这样一种历史传统和思想现实之中,首先必须以公正和宽容的心态,来对待近年来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的“重评”及怀疑鲁迅思想价值的现象。即使偏激也不能像有的人那样对“重评”的反应过于激烈。面对这一状况,应该进一步从学理层次系统地对这一思潮进行辨析,从而为鲁迅思想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价值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这种回归历史研究的期盼,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体化的还原性研究在不同的思想时代和社会阶段,是具有不同功能和价值的。如果在贬损鲁迅的思潮之中,只是通过俯视的眼光和心态来还原鲁迅的话,就可能会由于思想的时间差异而导致价值和功能的错位。那么,这个时候的还原就要十分小心了。要记住,还原的结果不能把一个伟大的鲁迅还原成为一个普通的周树人。

      第二,“还原鲁迅”的价值主要是辨析鲁迅人生和思想的基本面貌,主要是一种证伪过程而不是新的发现过程。即使可能还会有所发现,也不会是改变鲁迅本质的重大发现,不会对鲁迅思想的本质和基本价值构成根本性的颠覆。相反,如果对鲁迅世界末端琐碎的细节做过度阐释,则可能遮蔽鲁迅思想的主体,甚至曲解鲁迅。正如在一株茂密的大树上发现了一片新叶或者一片枯叶一样,于这株大树的基本形状和功能并没有什么影响。而如果过分夸大新叶的生命价值和枯叶的衰败作用,而无视整株大树的生长状态的话,就真的是一叶障目了。

      还原使鲁迅及其世界与人们产生了亲和感,使之重新回到了人间,走近了现实,并且通过研究者的自我感觉和理解而为人们描摹了鲁迅世界中可能存在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人性的弱点”,没有弱点不是真实更不是真诚的人。过去回忆鲁迅的故事中,都充满了人情味。鲁迅就应该是个可爱的和可敬的鲁迅,而不只是一个可敬畏的鲁迅。但是,今天在同样的意识下产生的专注于“鲁迅的缺欠”之类的话题,却明显是一种负面性的个体化理解。因为,指明弱点并不是最后目的,目的在于否定价值。鲁迅道德人格和论争批判中所存在的某些缺陷和偏误,这似乎使鲁迅失去了历史批判的真实性和现实批判的合理性。中国传统价值观讲求政治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一体性原则,即政治立场与道德人格同一:政治上正确,道德上就一定高尚;政治上反动,道德上就一定堕落。这在许多叙事文学作品中都有形象的表述。其实,政治评价或者思想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一致性是最理想的评价,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人格。但是,二者之间的些许错位可能更是一种常态,因为人性是极其复杂的。即使是从道德的尺度来评价鲁迅可能的“失节”,也不能影响其道德主体的高尚,更不能影响其思想本质的深刻。存在平凡甚至平庸并不应该否定伟大。因为正如鲁迅自己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就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而言,“大鲁迅”是当下社会的现实需要和实现鲁迅思想价值的有效方式。专注于“小鲁迅”理解的结果,是对鲁迅思想和人格的怀疑,使鲁迅丧失历史批判的真实性和现实批判的合理性。

      个体化理解是以发现鲁迅所可能具有的一般人性的弱点而告终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鲁迅思想和人格上有没有缺欠,而在于对鲁迅思想价值的本质作如何判断。毫无疑问,鲁迅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如果着重从普通人这个角度来认识鲁迅,那就同认识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个体化理解在展示人性的丰富性的同时,以人的一般性来削减鲁迅的思想高度,最后就必然局限了鲁迅的价值。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批判腐朽、挑战权威是鲁迅思想的最大真实和最大力量,怀疑和贬损鲁迅的结果,就是使鲁迅的历史批判失去真实性,现实批判失去合理性,并且最终使其丧失批判的权利。例如,人们重新见证鲁迅对梅兰芳、李四光、中医、京剧等人和事批评的合理性问题,当下人们重新评价和复原胡适、梁实秋、辜鸿铭、顾颉刚、林语堂、陈西滢以及杨荫榆等人的历史贡献,从而导致对鲁迅当时批判的真实性的质疑。

     

      当代文化的精神支点

      当下世界的思想文化处于一个努力趋同而又极度分化的状态,一个很小的事件经过网络推动都能立刻引发讨论。这种状况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世界性的共同现象。在这样一种复杂、困惑和严峻的思想环境下,鲁迅的话题毫无疑问也成为其中分歧的焦点。但是,与此同时,鲁迅又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在历史与未来之间、传统与世界之间如何发展问题中最具共同性的话题,并且可能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最有力的精神支点。经过人们反复阐释和探讨之后,鲁迅的思想与创作及其表征的意义,已经成为具有新文学新文化核心价值的“鲁迅文化”。鲁迅文化不仅体现了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谱系中的新人文精神,为传统文化补充了最为匮乏的自我意识与人类意识。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并不难,因为我们不是身在其中。不一定人人都有参与历史的机会,但是却有评价历史的权利,因为历史总是后人写的,而畅想未来,也是可以展开无数想象的。于是,对于历史我们往往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出结论。因此有时候一切关键都在于中间环节,在于当下过程。“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桥梁是当下,当下决定未来的走向,鲁迅为当下确立了一个路标。这里,我要再一次重复开始我讲的那句话:只有理解了中国社会才能读懂鲁迅;而只有读懂了鲁迅才能理解中国社会。

      鲁迅永远活在当下。其本质精神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鲁迅与中国就是这样一种解不开的纠葛。他一生批判和挑战的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中国的一种封建文化传统,他没有家仇只有公愤。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话题,我们这个民族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阅读鲁迅,理解鲁迅。

      对于现实的认识程度决定着未来的正确程度,鲁迅的许多思想整整超前了一个世纪,其昔日所指正是今日所在。他一生中提出了许多攸关民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大命题,这些命题都是指向未来的。有的命题我们认识到了也实现了;有的我们认识到了,但是还没有实现;有的我们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也没有认识到。当我们如梦初醒理解了某个思想难题时,发现鲁迅早已站在那里,静静地接受我们的敬意。而就新文学新文化的发展过程而言,正体现了鲁迅世界观的历史逻辑:经过100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事实,新文学新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是一个动态的活的系统,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五四新文化当时作为传统文化的对立物出现,但是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新的传统文化。传统的本质是历史性的动态概念,不能再把新文学排除于传统之外。我们过度重视文化冲突的时刻,而忽略了冲突之后的结果是融合。民族性扩大了就是人类性,人类性是缩小的民族性。文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寻找人类文明的最大公约数。无论遇到了多么严重的困难和挑战,人类文化融合仍然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鲁迅一生提出并努力实践许多重大的文化命题,而每一个命题的背后,都经历了一个深刻而痛苦的思想过程。通过这些命题,鲁迅为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民族人格、个体人格的重铸确立了基本的框架。鲁迅思想的经典性表现为历史的总结和预言,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价值。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具体的针对对象,绝不是束之高阁的纯粹形式或思想说教,是一种切身体验的结果。这些命题以及鲁迅关于这些命题的阐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其所确立的思想道德境界,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当下之所以有“说不完的鲁迅”之说,其思想渊源就在这里。我们小心翼翼地从鲁迅的人生过程中、从纷纭复杂的鲁迅研究史中剥离出鲁迅的思想核心,作为一种经典化的价值尺度把它贡献于人类面前。我们差不多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证明了他真正的伟大之处。

      世界多变幻,人生多烦忧,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作恶;可以平凡,但是不可以平庸。鲁迅为中国增加了热度,也增加了深度。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国真的不需要鲁迅了,那么中国也就真的完善了。作为鲁迅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我倒真的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张福贵,1955年11月生,吉林省敦化市人。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鲁迅研究会顾问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武淳)

    网站编辑:王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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