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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迷人细节
发表时间:2017-05-19    来源:《文汇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作者:苏北

 

  我阅读汪曾祺三十年,写了一些文章,但更多的是收集到不少有关汪曾祺的细节。细节总是充满活力,它不一定非得指向什么,但细节就在那里,人们听到或者看到,多半会莞尔一笑。这里我撷取一些回忆的片段,算是对这位可爱的老头儿离开我们二十周年的纪念。

1.

  记得有一年去汪先生家,先生拿出湖南吉首的一瓶酒(包装由黄永玉设计) 给我们喝,席间汪先生说老人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当时我们才三十多岁,对这句也没有什么理解,但是回家我记在了本子上。如果不记下,早就忘却了。如今回忆这句话,又多了些况味。

2.

  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曾给我说过一个笑话,此笑话是作家陆文夫在世时说的。陆文夫多次说:“汪老头很抠。”陆文夫说,他们到北京开会,常要汪请客。汪总是说,没有买到活鱼,无法请。后来陆文夫他们摸准了汪曾祺的遁词,就说“不要活鱼”。可汪仍不肯请。看来汪老头不肯请,可能还“另有原因”。不过话说回来,还是俗语说得好,“好日子多重,厨子命穷”。汪先生肯定也有自己的难处。

  “买不到活鱼”,现在说来已是雅谑。不过汪曾祺确实是将生活艺术化的少数作家之一。

3.

  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姐给我说过一件事。汪朝说,过去她的工厂的同事来,汪先生给人家开了门,朝里屋一声喊:“汪朝,找你的!”之后就再也不露面了。她的同事说你爸爸架子真大。汪朝警告老爷子,下次要同人家打招呼。下次她的同事又来了,汪老头不但打了招呼,还在厨房忙活了半天,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边上配了一碟蜂蜜。结果同事一个没吃。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老头还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

  “这个多雅。”也许这就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方式。

4.

  有一年到汪先生家去,汪师母说了一件趣事。说前不久老汪酒喝多了。回来的路上跌了一跤。汪先生跌下之后首先想到能不能再站起来,结果站起来了,还试着往前走了几步,“咦! 没事。”汪先生自己说。回到家里,汪先生一个劲地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照得汪师母心里直犯嘀咕:老汪今天怎么啦! 是不是有什么外遇?七十多岁满头银丝的汪师母说完这话,哈哈大笑,那个开心。其实汪先生是照照脸上皮有没有跌破。

5.

  听过一件事。说某文学青年偶然认识了汪先生,之后就到先生家中拜访。这是一个痴迷得有点癫狂的青年。他为了能每日聆听教诲,索性住到了汪宅。汪宅的居所不大,他于是心甘情愿睡地下室,这样一住就是多日,每天大早就举着一把牙刷上楼敲门。有一次他还带来了儿子,老头儿带着孩子上街去买了一只小乌龟。可是“这个青年实在是没有才华,他的东西写得实在是不行”。每次他带来稿子,都要叫老头儿给看。老头儿拿着他的稿子,回头见他不在,就小声说:“图穷匕首见。”

  汪老头认为这青年从事一种较艰苦的工作,很不容易。可他确实写得不好,每次带来的稿子都脏兮兮的。汪老头终于还是无法忍受,他用一种很“文学”的方式,下了逐客令——一天大早,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门,老头打开门,堵在门口。一个门里,一个门外,老头开腔了: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你不可以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讲了三条,场面一定很尴尬。我听到这个“故事”是惊悚的,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说这个故事,仿佛已经是“前朝旧事”了。因为已过去几十年了,当年的青年现在也是半个老头了。希望曾经的青年读到此则,不要见怪,因为我们都爱这个老头儿,对吧。

6.

  得到一个重要的细节。一个重庆的记者,前年因受写一个重要节日的稿件,访问一位九十五岁高龄的叫章紫的老人。临走时老人找出一本旧影集给记者翻翻,记者竟看到章紫与汪曾祺的合影,一问,原来他们是1935年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同学。记者于是接着采访。章紫说,我有个好朋友叫夏素芬,是一个中医的女儿,汪曾祺对她有点意思。高二有天上学,我们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不是新诗,是旧体诗,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跟大家一起看,看了之后,他自己把黑板擦了。

  后来,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章紫在重庆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汪曾祺给章紫写了很多信。后来章紫妈妈知道了,还警告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通信的大多数内容已无法回忆,但信里面有两句话,章紫一直记忆犹新。章紫说:“有一次他在信里写了一句,我记得很深,他说,‘如果我们相爱,我们就有罪了’;还有一次是他的信里最后写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当时我手胖,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的小胖手。‘小胖手’这句我记得,是因为我的信多,看了就随便搁在桌上,同寝室女生看了,看到那一句,大家都觉得好笑。”

  1980年代,一次章紫去北京,到汪曾祺家里做客。章紫说:他爱人施松卿跟女儿也在家。汪曾祺很会做菜,做菜时他悄悄跟我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我想说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吧。”

  汪先生在世时,曾说过,想写写自己的初恋,可是觉得人家还在世,如果写出来,是不是打搅了别人平静的生活?于是不愿意写。

7.

  十多年前(2003年)到北京,一次与汪朗喝酒。大家喝得开心,都多喝了点。之后有人提议到老头儿的蒲黄榆旧居坐坐。因人多,在书房里散坐,汪朗坐在地上。大家说话,汪朗说,“文革”时,一回,汪先生中午喝了酒,撸起汗衫,躺在床上,拍着肚皮哼京剧。正哼着,头顶上的电棒管子一头忽然掉了下来,也没完全掉,另一头还插在电棒盒子里,还撅在那晃呢!老头儿也不管,继续哼。汪师母说,你还不把汗衫放下来,上面有人监视你呢!

8.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次汪曾祺没事,去北京大学找过去西南联大的同学朱德熙。朱德熙不在家,等了半天,也没有回来。只有朱德熙的儿子在家里“捣鼓”无线电。汪坐在客厅里等了半天,不见人回,忽然见客厅的酒柜里还有一瓶好酒,于是便叫朱的半大的儿子,上街给他买两串铁麻雀。而汪则坐下来,打开酒,边喝边等。直到将酒喝了半瓶,也不见朱德熙回来,于是丢下半瓶酒和一串铁麻雀,对专心“捣鼓”无线电的朱的儿子大声说:“这半瓶酒和一串麻雀是给你爸的。——我走了哇!”抹抹嘴,走了。

  到了1987年,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他经常到聂华苓家里吃饭。聂华苓家的酒和冰块放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有时去得早,聂华苓在厨房里忙活,安格尔在书房。汪就自己倒一杯威士忌喝起来,汪后来自己说:“我一边喝着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

9.

  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澜受邀到徽州游玩。当地安排一个小青年程鹰陪着,第二天一早,程鹰赶到宾馆,汪先生已经下楼,正准备去门口的小卖部买烟,程鹰跟了过去。汪先生走近柜台,从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数也不数,往柜台上一推,说:“买两包烟。”——程鹰说,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上海产的“双喜”,红双喜牌。卖烟的在一把零钱中挑选了一下,拿够烟钱,又把这一堆钱往回一推,汪先生看都没看,把这一堆钱又塞回口袋,之后把一包烟往程鹰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斤澜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程鹰说:“是的。”林说:“《花城》 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汪老头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

10.

  1996年12月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我那时在北京工作,请了许多作家吃饭。吃完我们赶到京西宾馆,出席作代会的北京代表团的汪先生和林斤澜都住在这里。我们找到汪先生住的楼层,他的房间门大敞着,可没有人。房间的灯都开着,就见靠门这边的台子上,有好几个酒瓶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杯子摆着。那些酒,除白酒外,还有洋酒。汪先生人不知道跑哪去串门了。我们在房间站了一会儿,又到走廊上来回张望。没过一会儿,汪先生踉踉跄跄地回来,一看就已经喝高了。他见到我们,那个热情啊!招呼“坐坐坐坐”,之后就开始拿杯子倒酒,“喝一点,喝一点。”他去拿洋酒瓶,我们本来晚上已经喝过,再看他已经喝高了,还喝个啥?于是抓住他的手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喝过了。只坐了一会儿,便匆匆离开了。

  这些细节能说明什么呢? 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细节总是迷人的。我想,读者自会有自己的理解,是不需要我在此多说的。我呈上这些,只是为了纪念。

  (责任编辑:王碧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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