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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题材创作警惕娱乐化倾向
发表时间:2017-03-14    来源:《中国艺术报》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历史题材创作警惕娱乐化倾向

——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实录

 

记者:何瑞涓

 

 

  近年来,一些历史题材作品饱受诟病,历史的演进被简化成后宫里的勾心斗角,其中礼仪制度、衣冠服饰等细节更是谬误多多,模糊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好的历史题材作品应当是怎样的?两会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曾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张居正》等作品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他的《大金王朝》等历史题材小说也在陆续出版。

 

  谈戏说历史:遵守道德底线,别随便拿古人开玩笑

  记者:您怎样看待当下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中对历史的戏说现象?

  熊召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体现到文学艺术当中,传统的历史题材创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负责任地对历史进行任意的篡改,比如宫斗、穿越等,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媚俗的倾向比较明显。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文化,如果随便把古人拿来开玩笑、拿来戏说,这个民族是没有道德底线的,这也是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道德底线问题。

  记者:有人认为经典的《三国演义》也有“戏说”的成分,戏说的度应如何把握?

  熊召政:《三国演义》不是戏说,不能把戏说和虚构混为一谈,这是两个概念。文学是允许虚构的,虚构是有道德和当时的历史价值观蕴含在里面的。戏说是兴之所至,是妄评古人。要分清戏说和虚构的关系。《三国演义》为什么不是戏说呢?所有的读者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心中都有一杆道德的秤和文学的秤,他称得出来,分辨得出来什么是文学允许的虚构,什么是历史不允许的戏说。

  记者:您有没有关注最近热播的一些历史题材电视剧,像《芈月传》,再比如玄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熊召政:对具体的剧我就不做评价了,但是对目前历史文学创作的趋势,我还是表示担忧。就具体的一部剧来说,它的本意也许不是戏说,“戏说”现象的出现,是当前观众以及社会共同的历史价值观作用于这部剧里面来了。“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必先正衣冠。”每一个作家,创作态度上要有自律,你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创作出引领这个社会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否则就很可能随波逐流。

  当前戏说历史的现象也不能全归因于这些作者,现在的观众也有很大的改变。比如当年《雍正王朝》以及很多其他电视剧播出时,万人空巷,现在的正剧很难有这样的局面了。有些电视台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什么卖得出钱就播什么,你说你要尊重历史,他说他要尊重观众,这对历史剧的创作带来空前的危机。娱乐化的倾向已经毒害了历史领域的创作。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得非常好,强调要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高度、有温度的作品,要坐冷板凳。现在的一些创作,是几个人在一起编个提纲,攒出个故事,而不是皓首穷经,不是在做严肃的学问。

  创作经验:先做历史学家,文化的真实是最难的真实

  记者:我知道您创作《张居正》《大金王朝》等作品时都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和实地考察,非常辛苦,甚至考察现场时还受了伤。

  熊召政:写《张居正》,我当年做了6年案头工作,才一年一部写了四本。这次写《大金王朝》,我是做了8年的案头工作,才一年出一部,今年再出,明年出齐。我的两本书,耗了我22年,到今年已经用掉了21年。

  记者:史料浩瀚如海,您如何抓取所需而不陷入其中?

  熊召政:你要是到我家里去看,我家有5个书房, 3个书房全是宋辽金史,浩如烟海。所有的书,加起来有几千万字,因为你的阅读量够了,当你需要材料时你才知道那个材料在哪里。就像《辽史》《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史籍,还有当时所有重要人物的传记、各个地方的县志、当年人记载的各种东西,都要去读,这也是《大金王朝》的写作为什么要8年的时间才动笔。现在一般人就是不愿意坐冷板凳,我真是坐冷板凳的。我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历史学家。

  那一年,《张居正》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我到香港,金庸先生请我吃饭,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讲到一个观点,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叫《我读〈张居正〉》,认为我这本书考证得很细,正确地处理了虚构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很多书都有虚构的内容,你读起来就觉得它是真正的历史,而有的书你一读就知道它是胡编的呢?历史的细节取决于真实,细节是要做大量考证的,比如纸是东汉发明的,你让西汉的人拿着纸念圣旨,甚至那时候都没有圣旨,也没有“吾皇万岁”,你都给编出来,这就叫穿越;比如用青铜器的年代你让他拿瓷碗,这也是不对的,瓷也是东汉以后才有的;再比如衣服的材质,最早的是丝绸,棉布不能随便用。所以你要熟悉中国的工艺美术史,熟悉中国的文化进程。创作中你写的事件是真的,但支撑事件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假的,这就是戏说;你写的大事件是假的,但支撑历史事件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这就是虚构,是文化的真实,这是最难的真实。

  写作中一些很细的感悟和体验也是要考证的。我写辽、金、宋三国,比如诏书怎么写,宋、辽、金各自的行文方式是怎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摆正,如果是其他人写,也许就都随便在那儿胡编了,但我是要把他们三国真正的文体都要考察出来。比如穿衣服,有的朝代、民族会分左衽、右衽、对襟。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不同,我都有考证,很多投降到汉朝来的军人,因为穿衣服不习惯,纷纷又叛变。因为你让我必须穿你的衣服,就像让我续辫子是一样的道理,你改了我的生活习惯。这都是要靠认真考证、研究的,不能忽略不计。

 

  历史观:在污垢中寻找洁白,不能老揭伤疤,给我们自己泼污水

  记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撰写历史资料的人可能有自己的历史观在里面,怎样从中分辨出客观的历史?

  熊召政:这就要有深厚的史学修养和文学修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俄法战争,还原历史的感觉非常好,中国也有很多经典历史小说,为什么今天的作家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当不了大师?因为知识积累不足,美学观点很单薄,支撑不了鸿篇巨制。

  记者:《张居正》写清流误国,《大金王朝》写娱乐至死。您创作中秉持的历史观,是靠近当时的历史本源、当时的历史真实,还是以当代眼光映照当时历史?

  熊召政:任何作家写的历史都是当下史,当下的整个社会的潮流和价值观一定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但写作不是说图解当下政治,不是去任意打扮历史。比如《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就是正确的,它从历史中提炼出来是塑造忠臣,塑造孝子,符合明代历史观的精神的。我认为,怎样在洁白中找到污垢,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怎样在污垢中找到洁白,这是文学家的责任。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有它向上的一面,也有它没落的一面,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中的有责任感的作家,是将民族的正气传递给当下的人们,还是老揭我们的伤疤,让人们对我们的民族垂头丧气,这是历史观的问题。像我写《张居正》也好,《大金王朝》也好,我知道当时有很多很多的污垢,我们的人物也不是那么完美的,但他们毕竟是我们民族中引领我们向上的力量,所以要准确把握。只有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历史,我们才可能鉴古而知今,也能起到从历史中开拓未来,把历史中优秀的东西化为今天时代前进的动力,否则我们就等于是给自己泼污水。

  我当年第一次提出“娱乐至死”时,是因为“超女”的出现,引起我警惕,我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文章,题目是《醉里挑灯看剑》,提出要警惕中国过早的娱乐化社会的到来,那是2006年。《大金王朝》除了娱乐至死主题,还有很多别的主题,形成一个汪洋大海似的整体。比如我当时正在研究宋史,宋朝的灭亡,不是少数民族的野蛮人战胜了文明人,而是草根的政治集团战胜了腐朽没落的政治集团。再就是中华民族中汉民族是起主导作用的,但汉族不能等同于中华民族,中国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二十四史没有一部是少数民族史,包括蒙古、鲜卑、女真、契丹、满人等等。

  记者:历史题材创作中,很容易有“崇古”倾向,比如将所写的封建王朝美化,但按照一般认识,封建社会是落后的,怎样处理这样的关系?

熊召政:你要回头看人类历史,不一定就说哪个王朝就是最坏的,现代就是最好的。历史是有周期性的,历史的进步不一定每一个王朝就比前一个王朝好,这个观点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进程中,可能这个王朝好,后面那个王朝坏,接着又变成更好,更好的后面还有平庸,平庸之后又有好的。你只有在读了很多历史、做了很多研究以后,才能更好地认识历史,那时你是有证据的,也有底气。

(责任编辑:王碧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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