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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发表时间:2016-12-03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1日第A3版) 

  

  编者按: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下面刊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之二,敬请关注。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 

  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了当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王宪平: 

  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领村里人办沼气和修路这些事。 

  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了,全县大多数村都开始向梁家河学习。陕西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的同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辉,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辉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最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也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 

  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 

  近平离开村里,上大学走了以后,还一直惦记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来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哎呀,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早早就开始张罗做饭,还杀了两只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几里地的路。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在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说:“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 

  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黑子!你比上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退休的老职工很关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孩子们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没有工作。不过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说:“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我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后,近平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经常和我联系、交流,遇事共商,今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就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这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团子”在延川当地特指一种在贫困时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掺到玉米面里做成的充饥食物)现在还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的关心,你也要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那时您也在场,请您讲一讲那天的情形。 

  王宪平: 

  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来,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的随行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条路,大家簇拥着近平走进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几个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媛老师介绍了我们五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了,喝两杯酒吧!” 

  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炖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 

  大家都感叹说:“是啊,那个时候,吃‘团子’能填饱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四百一十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家。” 

  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种地吗?现在吃水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大口井还在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大米,肉类,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没问题,吃的都挺好。” 

  近平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那时我在梁家河插队七年,只吃过一次大米饭,是乡亲送给我的,那碗米饭真是香啊!” 

  我说:“是李印堂家给你送的。你跟我提起过,说那碗大米饭有多香。” 

  近平说:“对,对,就是印堂妈送给我的。” 

  席间,近平问张卫庞:“你去过北京吗?” 

  张卫庞说:“我去过,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丽媛老师问:“你们都去过厦门、福州吗?” 

  梁玉明、石春阳和吕侯生都说“去过”。 

  梁玉明还对彭丽媛老师说:“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厦门,到你家里,还是你亲自给我们做的饭。” 

  彭丽媛老师说:“噢,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黑子,你没有来过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哪里也没有去过。” 

  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外面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要经常联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他还说:“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龄偏老化,这样不行啊。像张卫庞,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当队长,咱们要重视培养年轻的村干部。” 

  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近平,请你放心,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产业,大家伙儿都更加富裕起来,给你争光添彩。” 

  近平对大家说:“黑子说得很好,希望全村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就放心了。”

 

  采访组: 

  最后请您谈一谈,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那七年对他有什么影响? 

  王宪平: 

  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对他性格的磨练,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这些与他后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 

  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偶然性,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但是,人内在的意志力,人对精神世界的积极追求,又蕴含着很大的必然性。我们讲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重点讲他的成长过程,讲他遇到的困境,讲他付出的努力,看看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只有过程才能真正给人启迪,给人感悟。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从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 

  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你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我有机会从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掉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当年我人离开了梁家河,但是我的心一直留在这里。”其实我所理解的“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指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离岗,一直都是一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但是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上融为一体,是近平扎根黄土地,成为我们农民兄弟中的一员,由此所形成的与我们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期望。 

  近平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的这条山沟沟,我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们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七年。 

  2002年5月,我听说习仲勋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悼。几天后,近平给我回了话:“电报收到了,非常感谢!”要知道,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一干就是七年!村里的人都说:“真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想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是受苦受难的七年,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七年。在这七年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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