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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誉:王叔文改革失败的教训
发表时间:2016-08-12    来源:党建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唐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初四日,太子李纯即皇帝位,是为宪宗,年号永贞,尊顺宗为太上皇。随即,贬逐了以王叔文为代表“二王八司马”。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仅146天就彻底失败。和柳宗元私交很好,并称“韩柳”的韩愈,在其《柳子厚墓志铭》中对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竟持批评,并在诗作《永贞行》中指革新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参加此次改革的柳宗元、刘禹锡后来都进行了反思。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并于次年(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被赐死。王叔文从一名苏州司功参军,一跃成为权倾天下的改革领袖,并且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永贞改革”,却为何昙花一现业败身诛。究其失败的根源,总结其失败主要教训是王叔文破坏制度导致改革失败。

 

  傲慢导致集体宰相制度的瘫痪

  历侍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官居相位十三年的老宰相贾耽,恭行温厚,时人称为淳德君子。他对王叔文之流小人得志深为不满,就告病足不出户,并且给皇帝递交辞呈。此事竟然没有引起王叔文等人的重视。按照唐朝的惯例,凡宰相集体会餐(“宰相会食”),这既是宰相会餐,同时也是宰相们商议大政的午餐会议,宰相会食之地实际上是宰相集体议事的重要场所。它作为宰相制度的一项实际内容和重要保障,而宰相制度在唐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制度。因此,凡宰相会食百官群僚从来没人敢来打扰。而王叔文来到政事堂(宰相办公厅),正当宰相会食,竟如入无人之境,径直要找宰相韦执谊,值班官员不敢通报,十分很为难,就把这项制度告诉王叔文。谁想王叔文听罢不以为然,还雷霆大怒呵斥值班官员。值班官员只好跑去通报,正在会食的宰相韦执谊听到王叔文在政事堂发火,十分尴尬竟然撇下会食的其他宰相亲自出来迎接王叔文,并把王叔文请到自己的办公厅长谈起来。正在会食的其他几位宰相杜佑、高郢、郑珣瑜等人,处于礼貌放下筷子一直恭候韦执谊回来。谁知工作人员却报告:“王叔文说要吃饭,韦相公就陪他先吃了。”宰相杜佑、高郢听罢觉得王叔文太过分,竟然不把宰相制度当回事儿,但是害怕他们的权势只好忍气吞声。宰相郑珣瑜当场气愤地说:“我再待在这相位还有什么意义啊!”遂环顾身边的同事,骑马直接回家,从此告病不出。贾耽、郑珣瑜两位宰相都德高望重,同因看不惯王叔文等人而告病回家。被世界公认的唐朝宰相制度,就此遭到王叔文的破坏。这没有引起王叔文等人警觉,反而使他们更加无所顾忌了。朝野因此感到空前的恐惧。

  王叔文等人整天聚在一起,阴谋诡计且唱和相随,不分昼夜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他们互相吹捧,竟然互称对方是千古名相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一个个煞有介事且洋洋自得,竟然还说:“天下除了我辈就再也没人才了。”天下官员的升降任免,完全出于他们的随心所欲之间,甚至不讲任何规矩和制度。官员因害怕他们的权势,相互在道路只能使眼色。凡是和他们有关系的都相继得以升迁重用,有时候甚至一天就提拔几个自己的私人。这样一来,王叔文等人很快形成朋党,他们甚至随口说:“某可为将”,“某可为相”不出几天,就能得以正式任命。

  

  用私人关系践踏奏报制度

  王叔文本来是苏州司功参军,以善围棋得宠时任太子的唐顺宗,顺宗登基立即升任王叔文为起居舍人(贴身秘书),兼任翰林学士,可以出入宫禁,随后又兼任度支、盐铁副使等要职。王叔文推荐自己的亲信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宰相)。从制度上说,他是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皇帝机要文书);其党人韦执谊为同平章事(宰相)执掌朝政。但王叔文却还觉得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于是,王叔文公然绕开了唐朝现行合理的上报制度,而与宦官、嫔妃内外勾结。他破坏了唐朝须经三省至宰相(集体宰相制),再到皇帝的奏报机制,自己直接到死党王伾(顺宗宠臣),王伾再找到皇帝常侍宦官李忠言、李言忠再通顺宗宠妃牛昭容,最后到达垂帘卧内的顺宗。上传之事如此,下达之政亦然。而从本质上讲,唐朝对与外廷制度的设置就是为防止宦官和后宫干政而设置的较为合理的制度,却无端被王叔文打破。他的轻率打破了制度制约下的各种势力的平衡,这必然为其变革失败埋下祸根。

  王叔文自身以侥幸进用,史册记述他“谲诡多计,自言读书知道”。改革之初,他总爱用阴谋诡计,从来不露声色,仅凭借自己言辞的褒贬对官员进行升降任免。不明真相的人,误认为他是奇才。等到他掌管支度和盐铁两使后,要在宫外的衙署办公,通过与他接触官员们无论愚智认清了王叔文的本来面目,纷纷讥讽他:“城墙里的狐和山中的鬼,躲起来夜晚号叫,人们还以它能主宰福祸,所以受人敬畏;一旦白天出来亮相,谁还相信他有什么能耐。” 此时,王叔文的改革已经是众叛亲离,必将失败。

 

  对敌暧昧勾结和对友严苛打压

  王叔文的改革集团组织混乱。既然改革所主张打击宦官势力,要打破或者防止宦官专权的局面,而王叔文却与宦官头目俱文珍、李言忠等相互勾结,互为表里,甚至结成利益共同体。对改革集团内部而言更是觉得阵营混乱,敌我原则完全丧失。即便在王叔文离开政坛之际所宴请的死党之中也有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奇等人。这不仅使他改革提倡的“内抑宦官”成为死结,也必将造成了改革集团内部的分裂。而在处理内部关系上,王叔文总是觉得韦执谊是自己提携当上宰相的,就应向自己效命,因此对韦从不加维持,再三逼迫,终于使早想摆脱王叔文控制的韦执谊与之彻底决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七月,韦执谊公开拒绝了王叔文的要求,标志着革新派内部分裂。韦执谊尽管是他推荐而任相,但作为宰相在当时具有仅次皇帝的权力和地位。这是唐朝宰相制度决定的。王叔文本应团结韦,遵守并运用好宰相制度为自己改革服务,但他却无视规矩,破坏了制度,最终导致改革失败。同时,王伾再三上疏,请以王叔文为宰相,也没人理会,他自知大势已去,遂称病不出。到王叔文离职服丧,唯一的改革派代表王伾就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并且不久也在忧惧中死去。至此,名噪一时的“永贞革新”行将就木。

  当初,杜黄裳受前任宰相压制在台阁为官十年得不到升迁,正好遇上他女婿韦执谊当了宰相,才升任太常卿。此时,黄裳奉劝女婿韦执谊,你作为宰相应该率领百官请太子主持国政(“监国”)才对。韦执谊因党附王叔文,竟然批评老岳父道:“岳父您刚得到晋升,怎么可以开口妄议国家大事!”黄裳听罢勃然大怒:“我黄裳受恩唐朝三代皇帝,怎么能用一个官位就出卖自己的良心!”说罢轻蔑地拂袖而去。

  王叔文不应与大宦官的相互勾结,更不该逼迫改革同道韦执谊和他决裂,甚至于改革派韦执谊竟然与其岳父黄裳的反目,从外到内的利益之争。这些都是王叔文不纯的动机、不良的目的,及不正确的方法,都注定这次改革失败的厄运。

 

  不顾大义的私欲尽失人心

  顺宗中风口不能言,长期只能于卧内听奏以颔示意可否。于是,百官从天下大义出发拥立太子以继根本。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三月,太子李纯在朝堂接受百官朝贺,许多官员当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朝野上下奔走相告。然而,王叔文却独自伤神,面有忧色,嘴里不敢说别的,只好吟咏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别人都嘲笑王叔文的自私和无知。他只顾自己担心易主而失宠的私利,竟不顾天下兴亡的大义。

  王叔文等所谓改革派人物得势后,没有把改革当成一项事业向前推进,而是当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一时忘乎所以,贪赃受贿无所不及。以王叔文为代表的十多个改革派府邸门前,行贿送礼的车马喧嚣得闹市一般。行贿送礼者为了得到王叔文等人的接见,竟然排起长队依次等候。等到半夜就直接在王叔文他们家街坊的饼店、酒坊过夜,由于人满为患,以致于像这样的容身之地每人一晚上要交上千钱。和王叔文并称“二王”的王伾最为拙劣,他竟然把收赃纳贿当成一种爱好,专门做一只大木箱,夫妻两人再直接睡在上面才算踏实。

 

  在封建时代的官员,作为人子在父母去世后必须立即报请朝廷,自行罢官请假回家为父母守孝三年作为制度,称之为“丁忧”。王叔文在母亲去世后,竟然破坏这项事关天下道德的制度。他担心“丁忧”会暂时失去即得的权力和地位,因此故意隐丧不报,假装若无其事地在翰林院摆酒设宴,宴请李忠言、俱文珍等人。王叔文故弄玄虚地说:“顺宗皇帝龙体康泰,整天在内苑射猎,跨鞍骑马敏捷如飞,敢有异议(让太子监国)者斩。”接着又说到自己:“家母有病,我以身任国事之故,不得亲侍医药,今将请假回家侍奉,估计会得到批准。然而,我一直以来坚持全心全意竭力,不避危难艰险,都是为了报答顺宗皇帝对我的非常之恩遇。现在我一旦离职回家,各种非议诽谤都会交相而至,诸君谁能帮助我啊?”俱文珍故意借着酒劲用风凉话打击他,王叔文竟不能对答。与宴的同僚当场议论纷纷:“你妈死了那么久,尸体已经腐烂了,你还装模作样地待在这里干嘛呀?”王叔文万般无奈,终于次日为母亲发丧。按照丁忧之制,王叔文作为人子已经失去最起码的义务,作为人臣向皇帝隐瞒实情。至此,王叔文已经沦为一个完全不守制度、没有道德的小人。

网站编辑:王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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