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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毛泽东找徐海东借钱看共产党人的“党性”
    发表时间:2018-05-11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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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山远

     

      近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读到毛泽东找徐海东借钱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长,却让我们对“党性”二字,有更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找徐海东借钱,时在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千辛万苦抵达陕北。经过这两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央红军衣衫褴褛,一贫如洗,日子是没法过了。于是毛泽东手写一张借条,让杨至诚(时任军委采办处主任和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去找徐海东借钱,后者在1935年9月18日率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成为几支长征队伍中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工农红军。

      关于毛泽东找徐海东借钱的记载,有多个版本。著名学者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内心确实没有把握,他试探性地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上讲了中央红军的极度困难,向红二十五军借一千大洋。当然,这封借钱信,一方面是中央红军确实需要帮助,另一方面则是一种试探。

      “徐海东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没有考虑,立即把供给部部长找来,说不是借,而是给中央红军五千大洋。同时复信说,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拿到五千大洋和徐海东的信后,一块儿落泪……”

      中央文献出版社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系列丛书中,关于徐海东,有这么一段:

      “直罗镇战役后,天气骤然变冷。徐海东考虑到,应该给战士特别是从南方来的战士,添点棉衣、增加点山药蛋,让大家过个温饱的冬天。一天,他来到经理部,问他们还有多少现洋?回答有七千块,并报告说:添冬装要用多少,买药要用多少,买盐、买油……要是再有三、五千块,这个冬天就好过了。徐海东指示经理部,要尽快发钱给各团改善伙食,添制冬衣,以后打了胜仗,从敌人那里缴获了钱再补给你们。

      “第二天,中央红军杨至诚来见徐海东,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毛泽东亲笔写的要借二千块钱以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纸条。徐海东马上把经理部长找来,要他们把七千块钱留下二千,拿出五千送中央,经理部坚决地照办了。

      “一天,彭德怀见到徐海东说:那钱真是‘雪中送炭’,应多多感谢你这位财神爷!徐海东不好意思地说:彭司令怎么这么客气,这是应该的,本应多给些,无奈我们穷,拿不出来啊……”

      这段记载非常有意思,可见当时徐海东麾下的红二十五军日子也不好过,尤其是冬天来了,急需用钱。

      红军纪律严明,强调公平买卖。有没有钱,大不一样。大洋救过红二十五军:1935年9月初,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边沿绍山一带,粮食全部吃完,当地又荒无人烟,眼看就要陷入绝境。幸好,饥饿的二十五军遇到一个羊贩子赶着五百多只羊,马上花钱将这五百多只羊全部买下。徐海东回忆说:“我们的部队就吃起羊肉来,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脸盆的,把羊肉切成薄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烤。”幸亏这群羊救驾,使二十五军指战员填饱了肚子,坚持走到了陕甘根据地。

      徐海东大将写于1965年的自传《生平自述》则是这么回忆的: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毛泽东找徐海东借钱,有一千、两千和两千五百块大洋3个数字,但可以确定的是:徐海东毫不犹豫给中央红军送出了五千块大洋。许多年后,毛泽东还对这五千块大洋念念不忘,他常说:“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当时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人,皆对徐海东充满敬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在北戴河理发室理发,听说徐海东将军来访,立刻让理发师住手,留半边头,急忙出门迎接,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相谈甚欢。

     

      毛泽东说“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当然远不只是他给中央红军雪中送炭五千大洋。要理解毛泽东对徐海东的评价,必须理解当时的背景。

      “1935年的9月9日,一、四方面军分裂,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金一南在他的成名作《苦难辉煌》中这么写道。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是在当年6月,四川懋功(今小金县)。史料记载: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骑一匹白色骏马,在10余位警卫的簇拥之下,飞驰两河口,远远看见,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站在蒙蒙细雨中恭候。

      当时,会师双方都非常激动,包括张国焘。但是张国焘在会师的时候,就开始想多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书,《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依据权威史料中的细节编撰而成,关于张国焘搞分裂的细节,有这么一些:

      其一,红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会师,在庆祝会师盛会上,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但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我们有三万。”

      其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两位领导人身上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的肉滚滚的,脸上毫无疾苦之色。毛泽东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其三,红军刚刚进驻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他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却改变了计划,他不是立即组织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军前去佯攻,三十军包围了松潘,却没有发起攻击。1943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的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胡宗南还记得,他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当过他的老师,他想“他会照顾我的。”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师帮忙。援兵一到,三十军就撤走了。因为张不想北上。他认为国民党太强,红军应该向西和向南走。

      这几个细节,非常丰富和细致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形:张国焘一看自己兵强马壮(当时四方面军八万余人,中央红军不到万人),油然而生“谁的枪多谁当老大”之邪念。这种想法,是当时军阀的主流价值观,但张国焘忘记了:他不是军阀,他是一个共产党人。

      《徐向前传》记载: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为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授意一些人给中央提出报告。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进行挑拨和煽动。张国焘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散布的话很容易迷惑和欺骗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维护红军团结的努力失败,最终一、四方面军分裂,毛泽东仅率领7000红军北上,张国焘率领83000余红军南下。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红军分裂,众多将士痛心疾首。被张国焘裹挟南下的朱德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革命生涯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自己人分裂了,在最需要红军力量团结一起的时候,红军力量分裂了。”《长征:细节决定历史》记载了一个细节:南下过草地某日,徐向前与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并肩坐于一个山包上休息,徐叹道:“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吧嗒吧嗒猛抽烟。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得知徐海东已率红二十五军先期抵达,军威鼎盛。此前,毛泽东与徐向前从未谋面,而从战斗序列上来说,红二十五军是四方面军的部队,也就是在张国焘领导之下的部队,徐海东是张国焘的老部下。张国焘当时已经另立中央了,徐海东到底是听中央的还是听张国焘的?

      关键时刻,徐海东表现了自己的坚定党性,“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放在当时的情势下,毛泽东的激动,完全能够理解。

     

      从鄂豫皖苏区直接打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传奇队伍:

      在几支长征队伍中,红二十五军人数最少,平均年龄最年轻,出发最晚,但最早到达陕北,这还不算,他们还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增员的红军,其他几支红军出发时浩浩荡荡,一路牺牲惨重,众多将士倒在长征途中,未能抵达终点,但红二十五军一路上抗击了30多个团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有减员,到陕北时,部队还增加了800多人;红二十五军还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创建了根据地(豫陕、鄂陕边区十余县)的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唯一一支发展地方游击师的红军,在商洛地区将各路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74师,有效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和陕甘苏区建设。红二十五军最终锻造出了97位共和国将军。

      红二十五军入陕时,兵强马壮,极为神气,有陕北“信天游”民谣唱道: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长枪短枪马拐枪,

      一对对喇叭一对对号; 

      头号盒子红绳绳,

      军号吹起嘀嘀嗒。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来到陕甘洛河川,

      劳动人民好喜欢。

      徐海东也极富传奇色彩。他是湖北省大悟县人,出身贫寒,父辈兄长,全靠做窑工为生,他从14岁起,也开始去当窑工。《徐海东:生平自述》中写道:“有一年冬天,我穿着破单裤,叫卖了好几个村,没卖一个小盆,冻饿倒在一家农户门前,再走不动了。幸得农妇给了一碗热粥,才活过来。”

      1925年4月,徐海东在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城里挑水卖,每天可挣一串六百钱,他第一次交党费,就是卖水得来的钱。1926年夏入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参与黄麻起义。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他从赤卫军大队长、红军营长,一步步成长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1934年9月,中央派程子华由江西到大别山,徐海东主动建议程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自己改任副军长。人称“老军长”。他常自谓曰:“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

      《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书上写道:长征中,每次大战之后,徐海东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者一天一夜,长者2至3日。徐睡后,部属皆不安,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徐海东醒,皆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也。

      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英勇牺牲,红二十五军也成为四支长征队伍中唯一牺牲了主要领导人的一支红军队伍。徐海东也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庾家河战斗中,一颗子弹从徐海东左眼下射入,从颈后穿出,喉咙被淤血堵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紧急关头,护士周少兰伏下身子,一口一口将其喉咙里的淤血吸出,昼夜寸步不离,悉心照顾。在昏迷4天4夜后,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到达陕北后,周少兰嫁给了徐海东,丈夫认为妻子的名字有兰字,不像个红军战士的名字,于是她改名为周东屏——作为徐海东的生命屏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徐海东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开赴华北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一直转战华北,伤病复发后回延安休养,又到华中地区指挥新四军作战,1940年,再次病倒在战场上,此后一直处于养伤状态,没有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授衔,徐海东表示自己因伤病久未指挥作战,不评衔都可以。但毛泽东直接指示:徐海东不但要评大将,而且大将里面要排第二,仅次于粟裕。

      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一书中写道,在中央红军最艰难的时候,“徐海东与毛泽东素未谋面,而且指挥序列还不是中央红军的。但是中央来了之后,他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忠于主义、忠于信仰,我觉得这是我们革命能够胜利的一个重大原因。这样一批人的存在,与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一样,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不仅仅是因为有正确的主义,正确的路线,正确的方针和纲领,我们还有一大批像徐海东这样忠于主义、忠于信仰的战将。”

      张国焘妄想“枪指挥党”,但他失败了。“为谁而战”,一直是中国旧军队的重大困扰,“X家军”历史久矣,部队往往就是军阀的本钱甚至私产。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注定是一支全新的武装: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对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罗荣桓元帅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中,第一次出现了“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字句。

      党和军队的诸多高级领导,坚决维护党的决定。

      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朱德被裹挟南下,一路上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史载,在一次争论中,朱德拍了桌子:“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

      《长征:细节决定历史》书上写了这么两个细节:

      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以“总部”名向二、六军团派工作队。某日,时任红二、六军团五十一团总支书记的朱家胜,收到工作队送来的《干部必读》小册子若干本,阅之大惊失色。书中有醒目通栏标题:“反对毛(毛泽东)、周(周恩来)、张(张闻天)、博(博古)逃跑路线”等等。朱家胜回忆说:“一看内容,吓得心里直发毛,不敢不收,又不敢下发,只得把书藏在老乡家的柴草堆里。”之后,急向王震报告此事,王震态度鲜明,命令道:“统统烧掉,谁敢发一本,我就处分谁。”

      张国焘试图说服其他部队跟他一起走——包括二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一天下午,在干涸的湖边的一座小草房里,美国医生马海德在张的身边,他亲眼看到房里有不少摊开的地图,张正企图说服贺龙率二方面军渡过黄河。贺龙拒绝了,他对张说:“去你妈的。”

      1938年4月,张国焘叛党;当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针对张国焘同党争权的历史教训,提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并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表述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在《生平自述》的结尾,徐海东这样写道:

      “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像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这是所有共产党人都值得认真学习的一段文字!

      (责任编辑:武淳)

    网站编辑:王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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