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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范长江与长征擦肩而过的采访旅程
    发表时间:2017-11-20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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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乔

     

      1935年5月18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从上海乘民生公司轮船溯流西行。范长江向《大公报》提出去西北采访的请求,不要差旅费和工资,仅要稿费;只需给他一个证件、一个名义,再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 行动自由,文责自负。《大公报》掌门人满口答应,给他发了旅行记者证,还开了介绍信,以备沿途遇有困难时使用,且预付了部分稿费。

      在四川内江家乡作短暂停留后,范长江来到成都。此时,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声势浩大。7月初,范长江只身从彭县进入雄峻的龙门山:“越走山越大,人家越少,深山密林,道路曲折,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只想能撞见红军。”山民见他不是当地人,单身独行,都劝他不要前行,以避土匪、野兽侵袭。范长江只好退回成都。

     

      红军所到处,皆归“苏先生”管辖

      1935年7月14日,胡宗南部队一个参谋团要从成都北上去兰州,范长江争取到同行机会。他头戴南洋太阳帽,身着戎装,双肩斜挎干粮袋和子弹带,腰系文件包,脚踏马靴,跋涉崇山峻岭。“记者深入其中,俨然如入森罗地狱,阴寒澈骨,不敢久停。”夜里投宿林间,轮到范长江值夜班,不时闻到虎豹吼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身披棉被,手持手枪,仰观满天星斗,耳听呜呜风声,极目向四面黑暗中侦察。”

      范长江在江油追寻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队的足迹,看到红军白军交战留下的痕迹。中坝北门外立了一块大石碑,镌刻八个大字:“平分土地”“赤化全川”。到白石铺,墙上刷着标语“武装拥护苏联!”范长江与当地居民交谈,经常听到一个人名“苏先生”。据他们说凡是红军区域,皆归苏先生管辖。范长江恍然大悟:苏先生不是人的名字,而是红色政权苏维埃。

      涪江之水来自雪山,江水寒冷刺骨。红军据守涪江南岸时,国民党第二师派善泅水之官兵游泳过河攻击。但下水官兵十之八九皆被水冻僵下肢,没水而死。范长江说:“记者亦曾以足部试之,下水数分钟,即失足部知觉,急提出水,必经五六分钟,始能回复原状。”

      范长江从胡宗南部队获得情报: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松潘西南的毛儿盖,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在黑水沟一带活动。范长江分析说:“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万左右之人枪,缺食缺衣,缺弹药,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由此判断,红军必将在冰雪季到来之前,脱离困境,另谋出路。

      熟悉地理的范长江认为红军北上,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即包座、郎木寺和阿娃,各有利弊。偏西的阿娃线,即阿坝州,要过黄河激流和给养维艰的牧区。中间的郎木寺线,草地、雪山和洮河阻拦。偏东的包座线,有杨布岭、白龙江、迭山和洮河四道奇险。

      范长江当时并不清楚红军内部已经发生分裂,毛泽东坚持北上,张国焘执意带领主力南下。1935年9月9日,急于脱险的毛泽东,果断带领红军右路军北上,由川入甘,走的是偏东的包座线。红军作家成仿吾描绘这段征程:“部队沿包座河上游行走,左边是悬崖绝壁,右边是急湍奔腾的包座河,路是极狭窄的小道,异常难走,有时路被河水淹没,只好攀着悬崖,趟着急流前进。”

      红军沿着达拉沟进入甘南迭部,在三岔口摆了一个迷魂阵,没有径自北上,而是向西拐了一个弯,走进了山峦环抱的高吉村。当地老乡认为,中央红军除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围堵,还担心张国焘追击,所以向西到高吉村转移隐蔽。中央红军到这里仅剩八千人。

      高吉村依山傍水,红军懂藏语的人把高吉村藏语发音听成了“俄界”。9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俄界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中央红军“五人团”,为军事核心领导。因病没有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依然当选为“五人团”成员。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浩荡的中央红军缩编成单薄的陕甘支队,出人意料。

     

      杨土司让道修桥开仓放粮

      范长江在四川的采访行程,几乎和红军长征的路线并行,但他先于红军进入甘肃。1935年8月3日到甘肃文县中寨董上村。8月20日,范长江至洮河南岸的泼鱼村庄,拜访了卓尼十九世土司杨积庆。

      藏族土司杨积庆,时任洮岷路保安司令。他的住宅又兼司令部,院子里有积满灰土的迫击炮,但客堂里的布置恰如城市摩登人家,“其用以待客之酒席,完全为内地大都市之材料,烟茶亦为近代都市之上品,衣料亦为舶来品之呢绒等货。”范长江惊奇获悉:“杨氏经常来往商店,为上海先施公司!为上海柯达公司!货物通用邮寄。尤以其对柯达公司有二三十年长期交易,信用卓著,即不汇款亦可以请公司先行寄货,且已屡试不爽。”

      杨积庆土司喜欢摄影,颇有造诣。范长江欣赏了杨积庆土司拍的照片:“其摄影之成绩,以记者观之,恐非泛泛者所能望其项背。”更让范长江惊叹的是:“杨氏足未曾出甘肃境,但因经常读报,对国内政局,中日关系事件,知之甚详。”次日,杨积庆土司派了向导,护送范长江继续向拉卜楞寺方向行进。

      范长江离开泼鱼村庄后不久,俄界会议后的翌日,红军也离开高吉村,沿着达拉沟东进。白龙江沿途悬崖峭壁,沟壑深涧,独木桥摇摇欲坠,十分危险。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甘肃军阀已经命令杨积庆土司组织藏兵堵截红军。可是,红军除了遇到零星冷枪之外,并没有遭到大规模阻击。

      原来,杨积庆土司知道红军是“不压迫番民的红汉人”,不想为难过境的红军,命令部下杨景华等人:“沿途不要堵击红军,不向红军放冷枪,不抢劫红军队伍,不坚壁清野转移粮食。”杨积庆土司指令尼傲总管尽快把损坏的达拉沟栈道、尼傲独木桥修好,让红军尽快通过甘南藏区。红军沿着湍急的白龙江向东行进,途中至今还保留着红军桥。

      红军经过崔谷仓,遇到无人值守的粮仓,据说杨土司暗中为红军开仓放粮。为此,红军在粮仓的仓板上写下了告示:“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希望各单位节约用粮”,并在仓内留下两捆苏维埃纸币作为粮款。红军称崔谷仓是长征路上的加油站。

      迭部县向导措巴草告诉我一个故事:“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由川入甘,再度进入迭部,杨积庆土司继续给红军让路济粮,红军又一次攻下腊子口。1937年,杨积庆土司和长子、儿媳等人被国民党派人杀害,唯有次子杨复兴躲在毡包里逃生。”

      1949年,范长江随大军进入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杨复兴率领当地民团起义,后被授予解放军大校军衔。近年,杨复兴的儿子杨正当上了卓尼县县长,与范长江的儿子范东升在甘南有过一次难得的相会。

     

      必须攻下腊子口

      范长江考证出三国时姜维继孔明主持蜀汉军政,最后一次北伐由蜀入陇,从白龙江上去到沓中屯田种麦。所谓“沓中”,就是白龙江上源叠部地方。红军也走三国姜维的白龙江线路。

      1935年9月14日,红军大部队到达白龙江畔的旺藏寺,毛泽东下榻茨日那村。迭部县宣传部干部朵芮亚说:“毛泽东在茨日那村木楼里,召见了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向他们下达了三天夺取腊子口的命令。红四团立即连夜出发,向腊子口挺进。”

      旺藏乡生产辣椒,这幢二层回廊式藏屋木楼,也挂着红彤彤的辣椒。村民知道毛泽东爱吃辣椒,把仅有的辣椒送给毛泽东解馋,毛泽东收下了辣椒,自己却舍不得吃,而是分给了攻打腊子口的将士们。

      腊子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两边绝壁峭立,如刀砍斧劈,山中一道河水湍急而下,河上架有一座木桥。国民党师长鲁大昌派两个营兵力驻守腊子口沿线,在隘口木桥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火力网。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说实话,红军对草地普遍有恐惧心理。范长江也是弃草地选山路前行:“沮洳地,土人又叫草地,与普通所谓草地不同,它是水与软泥合成的地质,表面虽然也和普通地面一样,不过人或牲畜站在上面,这个地皮就会波动到几丈以外,而把人畜陷落下去。”因此,红军要奋不顾身地打开腊子口。

      9月16日午后,担任主攻任务的红四团抵达腊子口。国民党守军凭天险固守,火力封锁隘路,红四团几次冲杀都没有奏效,始终接近不了桥头。强攻不成,必须智取!红四团调整战术,一边正面佯攻,一边精心挑选人员攀爬峭壁,从山顶向下突袭。翌日凌晨,一名外号“云贵川”的苗族战士自告奋勇,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杆子钩住树根或岩缝,一把一把地往上爬,硬是从“猴子都爬不上去”的绝壁,攀上崖顶。他将早先收集的裹腿布放下来,帮助其他战士顺利登顶。红军如神兵天降,手榴弹砸向没有顶盖的碉堡,上下两面夹攻,守敌狼狈逃窜。红四团的勇士经过一天一夜激烈战斗,突破了天险腊子口。

      毛泽东过腊子口后,翻越最后一座岷山雪峰达拉山,遥望迭山横雪,激情创作了长征诗,咏叹道:“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范长江翻越雪宝山顶时,举目四望,感慨万千:“只有天在上,嶙嶙万山低。”

     

      哈达铺,红军的转折点

      再说范长江从成都到兰州跋涉途中,与红军队伍若即若离,心驰神往。范长江大胆推测红军:“他们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此一带有丰富的粮食,充足的壮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的物质,可以大家补充,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而且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

      1935年8月11日,范长江路过哈达铺,留下片语:“六十里宿哈达铺,十一日仅行六十里。”9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也到了哈达铺。从1934年长征开始,红军一直在找一个落脚点。从哈达铺邮政所找来的《大公报》等报纸上,毛泽东读到了刘志丹与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消息,好像望见了夜空中的北斗星。几天后,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抖动着《大公报》,宣布决定:“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此后,范长江在西北行中继续写出了《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志丹的生平》《从瑞金到陕边》《松潘战争之前后》 等有关红军的通讯报道,展现了红军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7年,周恩来在西安见到范长江时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讶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其实,范长江是参加过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学生兵,他在贺龙第二十军中当副班长,转战潮汕途中遭国民党军队围攻与部队失散。范长江的西北行和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帮助他归队了。

      (责任编辑:武淳)

    网站编辑:马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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