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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确价值观是各级干部的定盘星
    发表时间:2020-01-15 来源:《党建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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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瑛

      

      “价值观是一种处理事情判断对错、做选择时取舍的标准。”为什么同样的外在客观条件,同样的制度体制,有的干部清正廉洁,无私奉献;有的干部却贪污腐化,走向犯罪的道路?说到底,是价值观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的一种内心尺度,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一个人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态度,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换句话讲,价值观决定人的价值取向,决定人实现价值的行为方式。

     

    树立执政为民的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2008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核心价值,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各级干部树立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各级干部树立了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心中就会始终装着人民。心中有人民,才能为人民着想,才能为人民服务。如果一个人心中只想着“孔方兄”,他只能是“为人民币服务”,不可能为人民服务,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了。

      杨善洲就是一个树立了执政为民的价值观,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的党的好干部。

      1988年3月,61岁的杨善洲从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了。出于对他几十年无私奉献、服务人民,并取得卓著成绩的褒奖和关心,时任省委书记普朝柱代表省委找他谈话,让他搬到昆明居住,并说还可以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

      杨善洲同志婉言谢绝了组织上的关心。他对普朝柱同志说:“我要回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

      为什么要回施甸种树?杨善洲这样解释:“担任地委领导期间,有乡亲不止一次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是保山地区的书记,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心里过意不去呀,是家乡养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们承诺,等退休后,一定帮家乡办点实事。”

      于是,61岁的杨善洲,走进了施甸县的大亮山,开始了他的种树生涯。

      杨善洲为什么不愿搬到省城昆明居住,而愿意回到施甸县的大亮山种树,因为他的价值观是为了帮家乡办点实事,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

      树立执政为民的价值观,要明确权力所属。当年,有个美国记者曾经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回答:“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

      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委托给我们的,我们党自己没有权力;二是说,人民之所以把权力委托给我们,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执政、领导干部执政,都源于人民授权。

      毛泽东同志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枪杆子里面也是出不了政权的。当年,老区人民“最后一粒粮,拿去缴公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到咱队伍上”。

      谁授权,就要对谁负责,就要为谁服务,这是政治学的一条普遍原理,也是权力运行的一条基本法则。各级干部的权力既然是人民授予的,就要执政为民,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焦裕禄同志为什么能清正廉洁,成为党员干部的榜样,就是因为他对权力的属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曾经说过:“我们不是百姓的父母,而是老百姓的儿子,还要做听人民群众话的孝子,我们不是为民做主,人民才是主,人民要自己做主人,我们就是长工,是给人民扛长活的。”

     

    对名利保持一颗平常心

      武侠片《独孤九剑》中,有句禅语式的诗:“谁能破名利,太虚任遨游。”这句诗说得很深刻。谁要能突破“名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任意遨游天地之间了。

      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往。既如此,一个人要想淡泊虚名私利,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即使不容易,党的各级干部也应该做到。因为《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党的各级干部应该有追求,但这种追求,不是追求自己的虚名私利,而应该追求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

      当一个人追求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时候,他就会视虚名私利为浮云,他的关注点只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比如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荣桓。

      1947年7月,罗荣桓同志从莫斯科治病后回到哈尔滨。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让他住到一栋三层的楼房里。

      这栋楼房原是一位旧官僚的别墅。别墅外有鸟语花香的庭院,别墅内有漂亮的舞厅和宽敞的会客室。无疑,这是一个很适合疗养、休息的好去处。可是,罗荣桓同志住进别墅后,却总是感觉不安。因此,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搬出这栋别墅。他说:“我家人口少,没有必要住这么大的房子。”

      组织上从他的身体健康角度考虑,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其后的一天,罗荣桓和爱人去谭政家做客。他见谭政家住的是一栋两层的小楼,便跟谭政商量,要搬到谭家的楼下住。谭政以为他也就是说说而已,没有想到,过了没有几天,罗荣桓还真的带着一家人搬到了谭家的楼下。罗荣桓同志对家里人说:“不能官当得越大,住的楼房就越来越大。”

      这就是一个党的好干部的名利观。

     

    培养良好的兴趣和爱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各级干部也不会例外。其实,许多伟人、名人都有兴趣爱好。但各级干部的兴趣爱好,相对于一般人的兴趣爱好来讲,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般人的兴趣爱好,可能就是生活中的小情趣,业余时间的小调剂。但干部身份的特殊性,决定着其兴趣爱好并不是个人的小事、私事。

      干部的兴趣爱好事关民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说的就是干部的兴趣爱好对民风的导向作用。

      干部的兴趣爱好事关形象。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其实就是他内在素质的一种外在反映。一个终日迷恋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干部,肯定不会有好的形象。

      干部的兴趣爱好事关廉洁。赖昌星说过这样一段话:“不怕领导干部不受贿,就怕领导干部没有兴趣爱好。只要他有兴趣爱好,他就会被我攥在手心里。”结果,许多干部就被他攥到了手心里。

      这样说也并非是说各级干部不能有兴趣爱好,而是说,各级干部要有健康的兴趣爱好,而且即使是健康的兴趣爱好,也要能够有效地节制。如果不能有效地节制、适度把握,就会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最后导致正事被贻误,甚至被人所利用。

      明太祖朱元璋说:“人亦岂能无好,但在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佞之士。如此,则国无不治。苟好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朱元璋看问题还是很全面的。他认为,人不能没有嗜好,只是要有好的嗜好。比如,君王嗜好贤能之人,则在位的人没有不肖之人;君王嗜好正直的人,则身边就没有谄佞之士。这样一来,治理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如果沾染了不良的嗜好,则会疏远正直贤良的人才,而那些邪佞不肖之人就会得到重用。如是这样,想要国家不乱,那是很难的事。所以,国家乱与治,就在君主的嗜好之间。

      朱元璋从治国的高度来分析“为物所诱”以及嗜好的好与坏,其所言的确是真知灼见。这种真知灼见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比如,南唐后主李煜,沉溺于吟诗作词之中,“为高谈,不恤政事”,最终误国身亡。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告诉我们,身为党的干部,你的嗜好关系国家的治乱,关系自身的得失。所以,为国家计、为自身计,都要严防不良的嗜好,即使是良好的嗜好,也要能够有节制,不能顺其自然,让其膨胀无度。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站编辑:杨 丽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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